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巴比伦城的商贸和经济

  自两河流域城市产生之时开始,位于巴比伦尼亚中心、两河流域下游和幼发拉底河边的巴比伦逐步成为了该地区的中心城市。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巴比伦成为了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商贸中心。在之后的乌尔帝国、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巴比伦一直是国家的重要城市甚至是首都。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巴比伦成为了帝国的四大首都之一,同时也是帝国西南部的中心。在城中聚集了来自于地中海周边国家、波斯帝国、阿拉伯地区和欧洲的商人,巴比伦成为了东西方商贸交易和经济交流的中心。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不发一矢,以和平的方式征服了巴比伦。进入了巴比伦后,居鲁士便以巴比伦作为波斯帝国的首都之一。巴比伦是当时小亚细亚的著名的交通要塞、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中心地区和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居鲁士入主巴比伦后,新巴比伦王国作为一个省被纳入到波斯帝国的国土当中。居鲁士的征服对巴比伦城的商贸经济影响很小,甚至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首先,征服巴比伦的方式是和平的方式。巴比伦城拥有围城而建的由砖块和沥青浇筑而成的城墙;城墙上有八道城门,皆由青铜打造,自尼布甲尼撒二世起,各代君主均对其进行过修缮;在城墙外则是宽阔的护城河。当新巴比伦王国纳博尼德听说居鲁士要来进攻巴比伦时,曾言:“当他看到巴比伦时,让他在城墙下哭吧,或许能把城墙哭到。”纳博尼德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城外巴比伦有固若金汤的城墙和护城河,城内巴比伦有充足的物资储备。

  城内的伊萨吉尔神庙、马尔都克神庙和皇室的仓库多年来囤积了大量的粮食、武器、铠甲与金钱。而且,在城内还拥有神庙和王室控制的农田以及横穿巴比伦城,为农业生产提供丰富的水源的运河。即使被围困了,巴比伦也能够进行农业生产,在一定时间内做到自给自足。但他却忽略了巴比伦神庙祭司集团。纳博尼德因为与马尔都克神庙祭司的矛盾,打算另立新的信仰。

  这严重损害了巴比伦神庙祭司集团的利益,统治阶级内部神权与王权之间矛盾尖锐。居鲁士兵临巴比伦城下之时,巴比伦祭司就已经决定与居鲁士合作。居鲁士假意在城外修筑强攻工事,实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夜晚修建蓄水池,切断城中的水源。

  在巴比伦节庆日之时,在巴比伦祭司的帮助下,居鲁士和平的进入巴比伦。活捉了纳博尼德,新巴比伦王国灭亡。对于巴比伦普通居民而言,居鲁士的征服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大的影响。进入巴比伦之后,居鲁士并没有破坏巴比伦建筑,而是积极的融入到巴比伦人当中,号称“巴比伦之子、巴比伦之王和四方之王”,并表示尊重巴比伦传统宗教、神庙和宗教习惯。

  居鲁士仅指派一名总督代其掌管巴比伦,在地方一级,仍然由巴比伦人的担任地方官员。据载,居鲁士仅在巴比伦收取赋税,并不直接介入巴比伦管理和商贸,这与新巴比伦王国时期纳博尼德繁重的赋税以及频繁地介入宗教活动和神庙经济截然相反。巴比伦在被居鲁士征服不久之后,便恢复了往日繁忙的商贸,来往于此的商贾更甚往昔。大量的波斯商人、地中海周边地区、阿拉伯和欧洲商人来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商贸比之新巴比伦王国时期更为繁盛。

  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后,巴比伦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居鲁士进入巴比伦之后,先是将之前新巴比伦王国皇室侵占神庙的土地还给后者,以报答神庙祭司助其征服巴比伦。接着很快地修复了在战争中被破坏的民居、市场、运河和农田等,降低了赋税,以恢复农业生产。

  这一点在居鲁士征服后的三年,巴比伦神庙的天文日志记载的巴比伦当地产的六种基本商品的价格(大麦、枣子、芥末、豆蔻籽、芝麻/亚麻籽和羊毛)并没有明显的涨幅,甚至于羊毛还有小幅的下降。这说明居鲁士的征服并没有影响到巴比伦的农业生产和商贸交易,甚至说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依靠着两河流域的优势,巴比伦还修缮了在战争中被破坏的水库等灌溉农业的水利设施。使得本就物产丰富,市场广阔的巴比伦更胜往昔,吸引了更多的商人来此商贸交易。波斯帝国统治者修缮了巴比伦与帝国其他重镇的道路,促进了巴比伦的经济发展。居鲁士入主巴比伦之时就曾修复了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巴比伦的建筑。髙墨达暴动被不久之后,大流士担任波斯帝国皇帝。

  仅仅4天之后,巴比伦便发生了尼丁图·贝尔叛乱。从米底行省到巴比伦并没有官道,受限于闭塞的交通大流士花费了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将这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叛乱下去。因此,大流士任波斯帝国皇帝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基础设施的修建。而作为帝国西南部的中心和四大首都之一的巴比伦无疑是建设的重点。大流士先是修建了链接四大首都的官道,并在沿途设置驿站、驻兵,以方便行政命令的上传下达。同时,此举也促进了商贸的发展。

  波斯帝国新修建的官道将巴比伦和其他重要城市链接在一起,交通便利;大流士在官道上修建的驿站不仅提供休息和换乘马匹的服务给官员,同时也提供给过路的商人和旅客;驻扎在官道的军队也保证了过路商人,官员和行人的安全。大流士在修建苏萨宫殿时,得益于波斯帝国便利的交通网,将原材料从生产地很快便通过巴比伦这个商贸中心送至苏萨。

  “雪松材料来自黎巴嫩山区,亚述人把它运至巴比伦城;卡里亚人和希腊人把它从巴比伦运至苏萨。”不仅是陆路,大流士还修建了从巴比伦到其他城市的运河,有效促进了巴比伦商货的运送。据传正是由于运河的修建,促使印度的水稻和孔雀等作为商品传入到巴比伦。陆上和水上官道的修建促进了巴比伦商贸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巴比伦历史悠久的银行业在阿契美尼德波斯时期更为活跃。

  银行业早在波斯帝国征服之前就已经十分繁荣了,巴比伦作为巴比伦尼亚地区的经济中心,大量的商人来到这里进行商贸活动。巴比伦成为了波斯帝国的首都之后,更为繁盛的经济活动使得对于银行业的需求更加强烈。巴比伦神庙祭司集团和商人家族是巴比伦银行业的主要从业者。

  巴比伦宗教的历史几乎与城市的历史一样悠久,因此,巴比伦的神庙祭司集团积累了难以想象的财富:一是通过神庙控制的土地收来的“神税”;二是多年来,巴比伦王室给予神庙的土地和财富以及巴比伦平民信徒给神庙的供养;三是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圣妓”制度,多年来给巴比伦神庙带来了累累的财富。

  “据泥板文书记载,祭司在经营钱庄方面还颇有信誉,存贷取利都比较公道。他们的借贷对象一般是农民,对当时穷苦的农民常常免收利息,以显示神职人员的仁慈宽厚。据记载,积累了大量的神妓们,也投资祭司的钱庄,让祭司或家人代为参与投机活动。”

  多年来,巴比伦城作为各个时期的重镇,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商人家族,他们掌握着巴比伦除皇室和神庙之外的大部分财富。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商人家族的势力进一步壮大,成为了巴比伦银行业中借贷行业中巨头。

  尼普尔城区发掘的文献中就记载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商人家族,该家族的创始人穆拉树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00年,他、他的儿子和孙子作为银行家发了大财。他们把银钱贷给当地当地居民缴纳付给伟大的王的赋税。纳税者必须偿还贷款和利息——即借款的合法的酬金。这个家族有一份文书概括地描述了穆拉树的儿子进行的一次商业活动。

  他同意租赁60年的土地,以椰枣给主人交付地租。然后,穆拉树的儿子可以出售土地上产出的所有其他谷物。从记载可看出巴比伦银行业之繁盛,上至给祭司王族贵族,下至平民商贾几乎覆盖了巴比伦的各个阶级。银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巴比伦商人资金和货物周转的速度,促进了资源有效合理的配置。

  但阿契美尼德王朝晚期,银行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波斯王室与巴比伦神庙祭司、商人家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大流士的经济改革方面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巴比伦经济和商贸的发展。

  大流士成为波斯帝国皇帝之后,统一了帝国的币制,称为“大流克”,货币正面是大流士的头像,反面是一个战斗中的弓弩手,并将重量定为“8.4克”。巴比伦作为波斯帝国的四大首都和巴比伦尼亚地区的首府,同时拥有铸造金币和银币的权力。同时大流士还统一了帝国内部的度量衡和固定了巴比伦尼亚所交的赋税。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巴比伦地区原材料的生产积极性和市场的壮大,便利了货物的快速流通,降低了结算难度。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不仅大量的外来商人聚集在巴比伦,也有大量的巴比伦商人外出经商,甚至形成了庞大的商人家族。巴比伦有强大的商业传统。波斯帝国时期,得益于帝国的强大和巴比伦的中心位置,巴比伦商人在帝国内部、地中海地区、埃及和印度等地区贩卖各种商品。其中包含小亚细亚工人制作的铁器、青铜器、锡器和银器,两河流域的皮革制的靴、马具、革囊、水袋和羊毛以及巴比伦的农产品等,从埃及进口黄金和象牙、腓尼基酿酒师提供的葡萄酒、希腊地区的橄榄油、北欧的木材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矿产等。

  多年来商贸,巴比伦商人赚取了大量的财富,形成了著名的商人家族。波斯帝国前中时期,商人家族达到巅峰,甚至能够左右巴比伦地方官员的任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商业高利贷家族埃吉贝家族和穆拉树家族。他们基本参与到巴比伦的每项经济活动当中,甚至于连巴比伦的官员都被商人收买,成为他们的保护伞。大量巴比伦商人的外出商贸使得巴比伦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城市经济也因此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商人,巴比伦成为国际商贸中心。

  总的来说,巴比伦在波斯帝国时期经济发展迅速。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很少介入到巴比伦的统治当中,但也正是统治者“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得巴比伦免于战争的影响。

  之后居鲁士和大流士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巴比伦的商贸经济的发展。巴比伦从巴比伦尼亚行省的中心变为了帝国的四大首都,西南部的经济中心。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中期时,巴比伦的商贸辐射圈进一步扩大,其经济地位再一次上升,变为了波斯帝国甚至是国际贸易的中心之一。

  但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晚期,薛西斯加大了对巴比伦的控制。在其在位期间,大肆破坏巴比伦的神庙,并增加征收的赋税,此举加深了巴比伦各阶级与波斯帝国皇室之间的矛盾,也间接的促进了亚历山大的和平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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