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或者无冕之王

  1991年受邀到贝尔格莱德宣传新书。他本来对巴尔干半岛危机并不感兴趣,但是想到一个年近半百的男人,没见过战争,应该去体验一下。

  就像他不在意制度优劣一样,他也不相信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的一方。当欧洲知识分子们站在波斯一边谴责塞族时,利莫诺夫一坐在塞族一边,钦佩塞尔维亚人抵抗15国联军进攻的英雄主义,崇拜卡拉季奇。他在身材魁梧的卡拉季奇身边毕恭毕敬,像个“街头面色苍白的小混混,试图在向教父讨好的样子”。有人在BBC纪录片里看到,他在后来因种族受到海牙国际法庭审判的战犯卡拉季奇慈祥的注视下,端着机枪对着围困中的萨拉热窝方向扫射。这“使他在巴黎朋友中,从一个富有魅力的冒险家变成了一个准战犯”。这也差点让传记作者卡雷尔放弃写他,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因为他是个可笑的人物,一个小屁孩,在巴黎游乐嘉年华上充硬汉”。这次利莫诺夫的名声在西方一败涂地。

  1994年利莫诺夫竞选失败后正值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人之间战火重燃,他第二次来到波黑地区。这次局面更加混乱,“就像古代三十年战争,你最大的敌人随时随地会成为你的盟友,因为他是你另一个敌人的敌人”。有时同一村庄“官方语言不同,货币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狂热也不同”。外交官、记者都摸不着头脑,利莫诺夫也搞不清楚,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来当志愿兵。他来到在一家大酒店,那里云集了记者、政客、军人、、盗贼。他在那里等待参战时机时竟然遇到一对是他的铁粉的母女。女儿17岁,生得漂亮,读过他全部作品和他在塞尔维亚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他给母亲题了字,在母亲的默许下跟女孩子上了床。他终于被派往荒山野岭上的一个兵营替代一个被地雷炸死的塞族上尉,战争处于胶着阶段,双方伤亡惨重。利莫诺夫参加过几次游击战,他是否杀过人?无从考证。他认为这是平民百姓的庸俗问题,他不过是要体验一下。

  戈巴乔夫被民主派和保守派抛弃以后,亢奋的城里年轻人又在寻找新的出路。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有史以来第一位民选总统。历史的列车忽然加速,苏联解体,苏东阵营土崩瓦解,一切像米诺骨牌倒塌一样不可阻挡。

  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但是沾光的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和权力身边的人,“为了一百万个精明的人靠了休克疗法疯狂发大财,一亿五千万愚钝的人则陷入贫困的深渊”。像利莫诺夫父亲那样的苏联小官员的薪水严重缩水,一个月工资不够买一公斤红肠。这个国家成了一个混乱的大自由市场:腌黄瓜、旧杂志、坦克、飞机、法官判决书、公章、谋杀合同没什么不能倒卖的。无人再发配到西伯利亚,但各种人在突如其来的大变局面前无所适从。莫斯科形形的队伍里,有被迫以乞讨为生的退休者、领不到军饷的军人、因帝国瓦解而气得发飙的民族主义者、为在贫困中求平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而流眼泪的老党员肩并肩。

  富豪的世界更凶险。1994年,卡雷尔的表哥,《福布斯》常驻莫斯科的通讯员要做一项关于经济犯罪的调查,写一篇几家俄罗斯豪门敛财的过程。许多采访对象在他没来得及见面之前就掉,1994年有五十来个银行家在莫斯科被暗杀。而他自己也被一梭子机枪打死。对这一暗杀事件的调查一如既往地石沉大海。一切正如前总理叶戈尔盖达尔对一名记者所言:“我们走向市场经济时,不是在理想过渡与罪恶过渡之间做选择。而是在罪恶过渡与内战之间做选择。”

  1994年,利莫诺夫刚从波黑战场回到俄罗斯,以为乱世出英雄的时刻到了。他的著作陆续出版,颇为畅销。他和情人娜塔莎配合宣传,在废弃的老楼台阶上身穿皮衣、戴着墨镜摄影师面前摆姿态,摇滚明星、青年偶像和极端民族主义鼓动者的身份浑然一体。可惜俄罗斯图书发行混乱,他到手的版税收入所剩无几。不过他不在乎,在金钱与荣誉面前,他选择荣誉。他没有其他收入,蔑视奢华,并不为自己斯巴达式的清苦生活感到委屈,甚至“还抱着一股贵族式的自豪感”。

  痛惜帝国没落的利莫诺夫不出意外地进入怀旧的员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圈子,以极端反对派领袖的姿态登场。这时他结识了哲学家杜金。

  杜金大师身材魁梧,大胡子,长头发,说15种语言,读书庞杂,大口喝酒,笑声朗朗,35岁已经发表六本书,自称是法西斯分子。哲学家迷倒了比他年长15岁不轻易服人的利莫诺夫。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同样偏执、反犹,为各路枭雄干杯,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这个杜金的精神世界是个大杂货铺,本来迷茫的利莫诺夫在哲学家的影响下更加混乱,还“多了些引经据典”。

  后来,两人想出来“国家布尔什维克”(简称“纳布”)的名称组党。他们打扫出一间老鼠上窜下跳的阴湿地下室作为党部。利莫诺夫靠着微薄的收入办了一期他梦寐以求的杂志:1994年春天,“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喉舌”《里蒙卡》创刊号问世。作者中有他的女友娜塔莎,笔名很酷“玛戈元首”,还有哲学家杜金和几个朋克。创刊号并不谈政治,只谈摇滚、文学,少不了粗话。他们没有合法销售渠道,只能在车站私下兜售。

  杂志吸引了前途渺茫的俄罗斯外省青年。这些男孩子脸色苍白,长着青春痘,身上刺青,穿着带窟窿的黑牛仔,无所事事,在广告或格瓦拉招贴画下面弹吉他,喝啤酒,凶相毕露,是警察局的常客。“党报”的挑衅风格令他们亢奋。他们目睹了父辈的卑微与幻灭,利莫诺夫与他们父辈年龄相仿,却又完全不同。他“精瘦,肌肉发达,处于警觉状态的身子散发着精气神”,他不猥琐,不怯懦,说话用词简单、形象化,具有天然的权威,像他们一样“忠诚可靠,也同样蛮横无理”。利莫诺夫跟他们说由老人、胖子、腐败分子统治的俄罗斯没有出路,他们才是俄罗斯的前途。利莫诺夫“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一个意义,一个风格,一个理想”。“纳布”发展到七千多党员。黑衣光头青年党员在时高举手臂(纳粹)紧握拳头()行礼,呼唤斯大林、贝利亚、古拉格。利莫诺夫走在队伍最前面。日后卡雷尔走近这些利莫诺夫儿孙辈的年轻成员,发现他们其实一点都不法西斯,不乏俊男靓女,开朗友好。他们崇拜利莫诺夫,因为他“过着每个人二十岁时梦想的冒险家生涯”,反抗已经成为俄罗斯宗教的犬儒主义。

  利莫诺夫要干大事,求见前副总统鲁茨科伊,结果惹火了他,被请走。利莫诺夫并不泄气,找哲学导师商量要与占领了议会大厦的“爱国者”汇合。精神领袖是喊口号的胆小鬼,宁可在家看电视关注事态发展。利莫诺夫独自前往。他晚到了一步,叶利钦已经下令军警包围大厦,切断电源和电话,不得入内。

  活着出来的人把被围困的大楼形容为“泰坦尼克号”。那里断水停电,“留着长须的哥萨克人、年老的斯大林分子、年轻的新纳粹分子、严守法规的议员、蓄大胡子的教士”冻得发抖,身上发臭,围着用办公家具燃烧的火盆高唱东正教圣歌、卫国战争的歌曲,互相鼓励殉道。最忙的是教士:“议员值班室改成了忏悔室和圣洗堂,在门前还排起了长队。不多的剩水成了圣水,圣玛丽亚圣像和招贴画与列宁和尼古拉二世肖像并列一起,红旗和(纳粹符号)字袖章也相互为伴。”信息阻断时或激烈的政治对决中总是谣言四起,大厦里一会儿盛传美国国会下令逮捕克林顿,因为他支持叶利钦;一会儿是军队要发起进攻。他们甚至谈到。没能进入大厦的利莫诺夫腰间别着冲锋枪,在军用卡车和士兵警戒线之间穿梭,“派头就像纳粹占领时期的一名游击队员”。他懊恼只能参加外面的大。军警开枪,逮捕者时,利莫诺夫的年轻崇拜者们认出他来,把他围起来保护他。卡雷尔一阵见血:在这场混战中法西斯分子们扮演巴黎公社社员,民主派则扮演了凡尔赛军队,谁是谁非?

  休克疗法和第一次私有化浪潮使得俄罗斯陷入混乱,车臣战争更把俄罗斯拉入泥潭。

  民众准备把选票投给。新领袖久加诺夫并不打算重开古拉格,不打算重建柏林墙,也不反对宗教,他“兜售的重点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反腐败、恢复民族自尊,俄罗斯东正教面对世界新秩序的精神使命。他说耶稣是第一位者”。这还是吓坏了金融寡头们,在达沃斯高峰论坛上,美国金融投资家索罗斯温馨提醒:“据说你们那块蛋糕还没有在你们之间分完,已经有人要把它收回了可能还要把你们送往西伯利亚去。我要是你们,孩子们,我要小心行事了。”俄罗斯的财阀们不寒而栗,开始美化的宣传,投入大量财力帮助叶利钦竞选。被遗忘的古拉格、乌克兰大饥荒、卡廷惨案等纪录片回到屏幕。他们投资了关于大清洗的故事片《毒太阳》。这激起利莫诺夫的愤怒。但是对他来说仍然不是历史真相问题。他就是讨厌电影人米哈尔科夫,因为“他出身于一个文化大官僚家庭,只要不担风险也跟异议者做朋友,在任何时候都是红人,也就非常合乎逻辑地成为反革命的官方吹鼓手”。

  利莫诺夫还参加了总统竞选。但他长期生活在西方大城市,并不了解国情,错愕地发现“跟契诃夫所描写的悲惨时期没什么两样的民不聊生的穷乡僻壤”,认为叶利钦那个党的宣传片里想象中的中产阶级家庭“对百分之九十九的俄罗斯人是一种侮辱”。他想以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教理吸引民众,但是他没有竞选经费,只拉来几个退休人员。有实力的党派希望他加入他们的党派,这样他至少可以成为议员,但他是“单干的江湖大盗”,在他看来“做一个三人政党的领袖,胜过做数百万人号召者的附庸”。利莫诺夫毫无悬念地落选。同党们看不到出路,觉得只有和斯大林集团结盟才有出路。这个联盟推出斯大林的侄孙做候选人,他仅凭着胡须和烟斗简直就是斯大林的替身。然而第二轮选举时,利莫诺夫的奇葩理论让同党们彻底蒙了。根据他的说法:“陷入混乱愈深,对革命愈有利。因而要选叶利钦。”让人怀疑他是不是伪装成挑衅者的克里姆林宫特工。

  1996至2000年叶利钦连任期间,俄罗斯是各国冒险家们“一生中最摇滚的年代。莫斯科在那几年是世界的中心。哪儿的黑夜都没有这里疯狂,哪儿的女孩都没有这里漂亮,哪儿的餐厅埋单都没有这里贵”。但是“他们的巨大的财富建立在原材料上,而不是高科技上,这样的财富不会让公众变得富庶”,而是消失在离岸公司的黑色网络里。卡雷尔的母亲说这些富豪像开拓美洲的冒险家一样,是“俄罗斯资本主义的第一代盗贼”。但盗贼们把第二代送到瑞士去受好教育,希望他们成为诚实体面的人。利莫诺夫对这些新贵和富二代深恶痛绝。

  最让他痛心疾首的还不是政治上的失败,而是情妇娜塔莎再次离他而去。给他算命的巫婆说他前世是条顿骑士,娜塔莎是受她保护的。他身边换了漂亮的22岁的“纳布”党员丽莎,她身材修长,剃着光头,爱他发狂。

  叶利钦第二次任期结束,新的领导人上台,留给利莫诺夫的只能是反对派的位置,他只好认真地捍卫他自己并非深信不疑的价值。

  大选前司法部长通过法令禁止法西斯主义等极端主义,通知“纳布”与他联系。利莫诺夫西装革履地去见司法部长。他说他的党可不是法西斯,他告诉司法部长,与那些只有空架子的大小政党不同,他的有七千党员。他说如果不批准他的党合法化,要是把为国家前途操心的青年逼到极端主义和那边,他可就无能为力了。部长说,那你的意思是,如果不批准贵党合法,你们会去扔炸弹不成?总之,利莫诺夫把不该说的都说了。

  炸弹倒是没扔,“纳布”不搞恐怖活动,只干些无厘头的蠢事,比如用一束花打了戈巴乔夫的脸,在一次电影首映式上朝影片导演脸上扔臭鸡蛋(因为影片的赞助人是哈萨克斯坦总统)。扔臭鸡蛋的人每人吃了六个月的官司。但是,后来“纳布”分子冲进总统办公室被判了重罪。他们获刑最高是在拉脱维亚,几个“纳布”年轻人被定为,重判了15年监禁。

  俄罗斯境内没有他们的地盘,但是前苏联分离出去的国家有不少俄罗斯人,利莫诺夫的理想变成建立分离主义共和国,把目光投向中亚细亚。他带了八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进入中亚时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考察了两个月,遗憾没带上他在巴黎认识的法国雇佣兵哥们,那位在非洲搅局的能手。利莫诺夫最大的毛病是总忘了初心。他在中亚细亚到没有制造什么紧张局势,却爱上了彪悍而好客的中亚细亚人民,爱上了复仇的各个民族,忘记了他本应关心的那里的俄罗斯人。所以“爱德华出发时举着加布里尔邓南遮的旗号,回来时举着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旗号”,从俄罗斯人的解放者变成乌兹别克和哈萨克山民的解放者。就像他在塞尔维亚朋友的影响下曾对教恨之入骨,回来后却长,短,同情延伸到车臣人身上。这并不是理念不坚定,也不是投机,而非常符合利莫诺夫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轨迹不管如何捉摸不定,但是有一条是一贯的,就是永远、绝对永远站在少数派一边。”

  他们第二次进入阿尔泰山脉时,在世界上最内陆的国家荒无人烟的地区安营扎寨,打猎、采野果,过了几周鲁滨逊式的生活。他们进行射击和格斗训练,近乎圣战者的模式。头发油腻、围着印花方巾、沉默寡言的当地向导对着朝阳打坐,神神叨叨地说起“新世纪”。利莫诺夫感受到他身上“安静与正极的电流”。向导教他捕鱼,识别野草与浆果。利莫诺夫惊叹险些与“灵师”失之交臂。他与“灵师”在温泉木屋里喝伏特加,熏蒸,深度交谈,感到从未有过的和谐。小伙子们提出在这里伐木过冬,获得与世隔绝的过冬经验。可惜利莫诺夫要操心远在莫斯科的政党,只能与他们依依惜别,独自回莫斯科。他承诺给他的灵师带回一张党证来。

  利莫诺夫再次回到阿尔泰,向导已经身亡,意外事故、自杀还是谋杀,谁也说不清。利莫诺夫把带给向导的党证揉成团。夜晚,他躺在蒙古包里回顾一生。他已经60岁,回忆中死去的人比在世的人多。他梦想在战斗中被暴君下令枪毙,总比压抑的现实好。他与其他七个“纳布”小伙子共进了“最后的晚餐”,因为第三天俄罗斯特种部队就闯进小木屋,把他们从睡袋里拎出来。羁押他的士兵竟然附在他耳边说欣赏他的书,很自豪能亲自逮捕他,就差没让他签名了。特种部队搜查武器,只找到两把猎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要栽赃都难。他们被送上直升飞机。上校要利莫诺夫陪他喝伏特加,两瓶下肚,上校说接了“纳布”案子后,感觉他们是一家人了,他带着哭腔问利莫诺夫为什么不喜欢他们,本来可以一起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利莫诺夫才不会被招安,宁可蹲监狱。利莫诺夫的中亚细亚壮行就这么结束了。

  利莫诺夫被关押在重犯也就是政治犯、的监狱。这所监狱地图上找不到,见不到律师,密不透风。他罪名不轻,被判组织恐怖活动,非法收藏,贩卖武器,煽动极端行为,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利莫诺夫的纪录片《追捕幽灵》在俄罗斯电视台第一频道播出,又赶上911事件,片中的小分队误让人以为是基地组织的分支,阿尔泰山的小木屋在影片中成了秘密训练营,聚集着数百名狂热分子。犯人们由衷地佩服他有七千人,不把他们看成乌合之众,称他,或者利莫酋长。这还真是利莫诺夫梦想的样子,他为这些(其实他没犯下的)重罪而自豪,跃跃欲试地要为自己辩护。

  利莫诺夫在狱中把反骨转化成隐忍与坚韧,酷似《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主角。他尊重狱中的大盗和黑帮教父,不显山露水,不兴风作浪,沉默寡言,乐于助人,不怕干苦活。连缝缝补补、写情书他都帮得上忙。他待人彬彬有礼,有教养,被狱卒称为“教授”。他没有一天不在室外奔跑、练腹肌、打空拳,哪怕是零下25度。他很快树立起权威,让人知道他是个不动声色的硬汉。古拉格的生还者说,最消磨犯人意志的是有意让他们像西西弗那样从事无谓的劳作,比如挖一个坑再填上。利莫诺夫每天的工作是刮小便池。他兢兢业业,毫无怨言,把尿池刮得锃光瓦亮,在规定的时间里不会停下来一分钟。他最讨厌的是虚度年华,而监狱就是“虚度时间的王国”。为避免记忆损伤,他像索尔仁尼琴一样,默诵诗句。监狱里的电视随时可看,狱友看片看得津津有味,他提醒这是侮辱他们的,警察是英雄,他们就是片子里的匪徒。不过狱友们表示不会上当。

  利莫诺夫只看新闻。他在政治上城府不深,却相当敏锐。2002年10月莫斯科一座剧院发生了车臣劫持人质事件,凌晨特种部队对剧院内包括和人质在内的八百多人释放毒气,尸体堆积如山。他一日不漏地看新闻追踪事件,记笔记,分析事态。在只有官方电视新闻提供的信息的情况下,他全凭推理分析,得出的结论竟然与被暗杀的女记者安娜的调查结果一样。

  他也从不借阅图书馆的通俗小说,只读《列宁通信集》。别人打牌下棋,他读书写作,竟然在一年之内写了四本书。

  他在随笔中回忆他生命中的女人,表达对她们的爱,记述如何离开第一个,又如何被后面的抛弃,他真诚地为她们遗憾,因为她们丧失了与他体验“不同凡俗”的人生的机会。他担心小纳斯蒂娅会不会忘记他。小纳斯蒂娅来探监,他竟然不说让比他小四十多岁的姑娘别再等他,因为他认为这是侮辱她,在他看来姑娘想要成为配得上他的女英雄。就在女英雄探监的第二天,电视新闻传来摇滚歌星娜塔莎的死讯,或许是因为吸毒过量。他回忆他们疯狂的,为她写了首小诗:“娜塔莎唱歌/她伸出厚嘴唇/挥动死亡的大手/张开死亡的长腿/汗流浃背,全身赤裸/匆忙走向天堂。”他真的这么讲情义?

  利莫诺夫被释放后抛弃了忠诚的小纳斯蒂娅,搭上因一部电视连续剧而蹿红的女演员:“她爱笑,人家说什么都听得津津有味,一有更重要人物过来便把你撂在一边。”卡雷尔在一份妇女杂志上看到她除了提供美容秘方,还搂着反对派丈夫摆拍,肆无忌惮地攻击普京。

  自恋的利莫诺夫在狱中三部曲中很少谈自己,他写了几十篇微型小说讲述狱友的故事 :“我遇到过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强壮邪恶,杀过人,现在受着国家的折磨。我是他们的兄弟,像他们一样的小农民,被遗忘的孩子们,被遗忘的过客。我不评判你们,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命运忽然有了转机,一个官方代表团考察监狱时,利莫诺夫被召见。代表团中的一位人权委员会官员、前戈巴乔夫的文化官僚盛赞他的作品。利莫诺夫曾痛斥这位官员背叛了,是投机分子,官员原来则认为利莫诺夫是法西斯。官员告诉利莫诺夫,他入围布克奖短名单,他的命运受到笔会关注。他劝利莫诺夫认个罪,给安全局个面子,这样可以很快出狱。利莫诺夫却不领情,这次是因为:“比起自由他更爱他的名声,做个不躺倒的硬汉。”

  不过他已经不再被看作,“而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的人,在死亡之屋的角落里书写大作”。律师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大家回避是否有罪的问题,强调他对于判决从不表示异议。”他被提前释放。他卸去镣铐的那天,监狱领导请他在他的作品上签名,犯人和看守争着给他拎箱子。令狱友们兴奋不已的是,还来了一个电视台摄制组。因谋杀罪被判30年监禁的男孩劝他穿上白衬衫,他却穿上黑衣:“我是从监狱而不是从夜店走出去这里没有著名作家,只有犯人。”领导希望展示模范监狱,摄制组导演则要表现冒险家、作家利莫诺夫走出地狱的场景,刻意拍摄丑陋的面孔和肮脏的垃圾堆。

  2002年利莫诺夫出狱没几个月,一个名为“另一个俄罗斯”的新政党诞生了。这次建党的三个人物可非同反响:“一个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国际象棋大师之一,一个是普京手下的前总理,一个按我们的标准来说是不可交往的作家:奇怪的三架马车。”“另一个俄罗斯”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棋王一出场气度不凡,谴责寡头政治、腐败、安全局作威作福,坚信2008年大选时普京完成第二次连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一个瑞典的摄制组要拍一部纪录片,天真地想象棋王和利莫诺夫会掌权,片子会大卖。卡雷尔盯着躲在幕后的利莫诺夫越发迷茫:“这场橙色革命他真的相信吗?他一辈子都把老资格异议者、人权战士看成是幼稚的人,而今他一个不法之徒,一条疯狗,在他们中间扮演道德高尚的民主派,这不是在闹着玩吗?莫非他在暗中窃喜,知道自己是钻进羊圈里的狼?”“另一个俄罗斯”很快付诸东流,利莫诺夫的政治生涯并未就此结束,又创建了“战略31条”组织,影射俄罗斯宪法第31条,呼吁保障的权利,还建立了一个“全国反对派联合会”,其网站点击率不低。文学创作他也没落下,出狱以后又出了一部诗集、一部散文集和塞尔维亚战争回忆录,同时靠给GQ一类的杂志投稿过日子。

  2006年卡雷尔最后一次见到利莫诺夫时,他仍在“俄罗斯的敌人”的名单上名列前茅。他曾被揍得遍体鳞伤,也侥幸躲过暗杀,随时面临被追捕,东躲西藏,狡兔三窟,出行必有保镖陪同。这位草莽英雄“已65岁,体型还瘦削;腹部平坦,侧影像个年轻人,古铜色的皮肤,蓄起的山羊胡子使得他看起来像一名布尔什维克政委,尤其更像托洛斯基”。保镖的日子比利莫诺夫滋润,只不过是忠于年轻时的理想仍旧每天抽出几小时保护他的偶像。漂亮的女演员已经离开他。不过他说他有好几个年轻情妇,他也想念他的一双儿女。

  从1989年到2006年,利莫诺夫远离他的传记作者卡雷尔视野的这15年间建了三次党,参加过两次竞选,参加了两次战争,去了两次中亚细亚建立根据地,坐了一回牢,写了二十几本书,换了好几任女友。

  按理说,65岁该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了。利莫诺夫也确实和女演员买过一所乡村庄园。然而当卡雷尔问他是否要像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主人翁那样安度晚年时,他开怀大笑,说他向往的是撒马尔罕或者巴尔瑙尔这样的中亚细亚的荒城他是无尽的远方的无冕之王。

  卡雷尔采访过利莫诺夫多次,他都只答不问,只在最后一次采访后问了一个问题:“您为什么要给我写书?”卡雷尔说因为他“过着一个激动人心的人生。一个罗曼蒂克的危险人生,冒着风险要与历史纠缠”。利莫诺夫补充了一句:“是的,一个狗屎人生。”利莫诺夫不在意自己在书中的形象,对这本传记未置一词。令他窃喜的是,传记出版大获成功后,他又被提起,他那些被遗忘的作品又再版。听说根据这部传记改编的电影在拍摄中,可惜这位“硬汉”已经谢世,看不到别人如何演绎他的“狗屎人生”了。

  卡雷尔曾因自己为一位法西斯面孔的失败者写传而忐忑。究竟该如何把这样的人生摆在成败、善恶的谱系中评价?

  利莫诺夫的一生如此扑簌迷离、大起大伏、难以复制,甚至难以虚构。从他残酷的少年时代,时而绝望时而滑稽的青年时代,到成为巴黎和莫斯科文坛上的流星和俄罗斯政坛不可忽视的搅局者,他总在短暂的辉煌之后打乱棋盘,开始新一轮坎坷的求索。他身边不乏美女相伴,每次都爱得刻骨铭心,但最终孑然一身;他在写作上不能说没有才华,也不能说运气太坏,但他不屑混圈子,出言不逊,尖酸刻薄,总在“退群”;他既反对当局,受不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又政治基本不正确,讥讽异见人士,不惜得罪上下左右;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几乎所有苏联和苏联解体后重大事件的漩涡,半个世纪动荡不安的苏俄历史上的每个重要拐点他都没落下,他是时代的弄潮儿,但又总在走岔道。

  观其某些言行,说他是、法西斯不为过。但被暗杀的俄罗斯记者安娜波利科夫斯卡娅却把他看作“俄罗斯民主斗争中的英雄人物”。 曾经被利莫诺夫指责为“祖国的叛徒”的萨哈罗夫的遗孀也不反对他的“纳布”,只是建议名字换一个。一位认识几乎所有俄罗斯作家的在伯克利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的白俄女士更是坚称,利莫诺夫是他们中间“唯一好样儿的”,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最正派的人之一”。卡雷尔明白,她说的“正派”不是指利莫诺夫的政治立场,而是奥威尔所言的“在老百姓中间比在高等社会还普遍,在知识分子中尤其稀少的高尚品德。这其中包含诚实与理智,对豪言壮语的怀疑与对诺言的尊重,对现实抱着现实主义的看法与关心他人”。卡雷尔自己也认为:“我想人间许多自称朋友的人,只是在嘴上满口善良与同情,实际上要比这个一生要以坏人面目出现的小伙子更加自私与无情。”

  卡雷尔把利莫诺夫搅局者的一生,当作阿里阿德涅之线,引导他走出当代苏俄社会与制度变迁的迷宫。他呈现给读者的不只是一部精彩的人物传记,更是一部惊心动魄的20世纪下半叶的反叙事,揭示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叙事所遮掩的暴力与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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